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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伟版画师|Bill·勃兰特

比尔·勃兰特

(Bill Brandt)1904— 1983

摄影不是一项运动,它没有规则可言。— 比尔·勃兰特

比尔·勃兰特常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摄影家,但实际上他出生于德国汉堡,原名是赫尔曼·威廉·勃兰特(Hermann WilhelmBrandt),在20岁前从来没去过英国。但他的身份的确是英国公民,当他终于在伦敦定居时,还是用一副外国人的好奇眼光和同情心来打量这座城市。勃兰特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晚期的纪实作品,和之后的艺术照创作时期。而且他的这两个创作时期延续的时间,比他自己所说的更长。他在1951年左右开始以一种强烈对比的风格冲印新旧底片,而其早期作品显然结合了社会现实主义与高度的主观审美品位。他在40年代中期至末期拍摄的风景、人像和人体作品也在接佣金任务期间获得了发展。从他早期的商业作品和令其成为艺术家的摄影书籍来看,他显然既是一名作者又是一名冷静的旁观者,总能预见甚至是构建自己的拍摄场景。有学者从他于1945年开始拍摄的扭曲人体,时而公开、时而躲避的变化,以及他于20年代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的情况推测出,黑暗、深思的创作主题就是他潜意识的心理折射。但我们仍然无从知晓,德国人或恋物癖这两个隐秘的身份,哪一个才是他最在意的,又或者两者都是他极力掩饰的。

勃兰特在家中的四个儿子中排行老二,父亲是富有的商人路德维格·沃尔特·勃兰特(Ludwig Walther Brandt),母亲是露易丝·墨克(Louise Merck,人称“莉莉”)。路德维格及其兄弟出生于伦敦,他父亲当时负责管理一个家族商业银行的分支。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,他是英国人,嫁给他的莉莉和之后出生的子女也都不例外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外国人的身份让这个家庭备受困扰。路德维格于1914年与5000多名英国人被拘禁在德国,并同其他5人在马厩被关押了6个月。1919年他的儿子威利,也就是当年的比尔·勃兰特被送到德国北部埃尔姆斯霍恩的一所中学,其登记卡上注明他是个英国人,必须向警察汇报他的行踪。尽管种种考验都在迫使勃兰特一家人与英国划清界线,但他们还是选择保留了英国国籍。

除了英国公民的身份之外,还有许多因素导致勃兰特疏远了其他同龄人。他是学校唯一的寄宿生;他体弱多病,曾在某个学期落下了80多节课,3年后就因为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而被迫离校。1勃兰特是1923年初瑞士阿格拉疗养院接待的首位肺结核患者,他在那里恢复了一些力气之后,就在次年被母亲送到了达沃斯的瑞士宫疗养院。在达沃斯的那两年半,他几乎一直卧病在床,2后来就决定试试精神分析疗法。他辗转到了维也纳,在那里参加了弗洛伊德的早期弟子威廉·史德克尔(Wilhelm Stekel)开设的治疗课。勃兰特借宿在史德克尔家附近,他在那里通过哥哥罗尔夫的介绍,认识了年轻的俄罗斯女子莉娜·班扎斯基(Lyena Barjansky)。但勃兰特和班扎斯基的友情却耽误了他在史德克尔那里的课程。所幸数月之后的体检结果显示,勃兰特的肺结核痊愈了。

据称勃兰特受到尤金妮娅·施瓦茨(Eugenie Schwarzwald)博士的启发,从此立志成为摄影师。尤金妮娅在奥地利中部的格伦德尔地区有一个避暑寓所,勃兰特和罗尔夫在20年代末曾前往该地。1927年,格蕾特·柯琳娜(Grete Kolliner)将勃兰特收为维也纳工作室的学徒,一年之后又招收了另一名学徒伊娃·博罗斯(Eva Boros)。这名年轻的匈牙利女子的母亲和姐妹均死于肺结核,而她自己也染病在身。博罗斯还曾经在布达佩斯给安德烈·柯特兹当学徒。她和勃兰特一见如故,并深深地爱上了勃兰特。1930年,师徒三人迁到了巴黎,勃兰特在此短暂地成了曼·雷的“学生”,或者说非正式的门徒。3虽然勃兰特自称他从曼·雷那里获益匪浅,4并以他的风格创作了至少一张人体摄影作品,但实际上在巴黎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却是布拉塞。勃兰特究竟是否和布拉塞、柯特兹在蒙帕纳斯的咖啡馆一起小聚,这一点仍然存疑。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养尊处优又有点挑剔,每天都要从帕西赶到蒙帕纳斯的勃兰特,究竟和波希米亚式的巴黎人有何关联。1934年,勃兰特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之后,终于迁到了伦敦,而他哥哥罗尔夫及嫂子埃斯特尔(Ester)从1933年开始,就已经因为厌恶德国兴起的纳粹主义而定居伦敦了。比尔和伊娃·勃兰特(EvaBrandt)这对夫妇(他们于1932年在巴塞罗那结婚)分居在伦敦的同一个街区,有人认为他们这样安排是因为勃兰特害怕重新染上肺结核,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不想承担婚姻的责任。勃兰特兄弟的两位叔父已经定居伦敦,勃兰特的首本书—《英国人家》(The English atHome,1936)中收录了罗尔夫、伊娃、埃斯特尔及其他移居家庭成员和朋友的照片,捕捉了他们在英式社交生活中的模样。

常被称为“比利”或“比尔”的勃兰特至少从1936年起就开始为《每周画报》(Weekly Illustrated)拍照,在1937年为刚刚创刊的《小人国》(Lilliput)拍摄照片,次年又接了《图画邮报》(Picture Post)的拍摄任务。在这些插画杂志中,勃兰特拍摄的照片(没有署名)主要作用是给斜体文字配图。虽然他也曾经拍摄了《捡煤人回家的路上》(Coal-Searcher Going Home to Jarrow,1937)这种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照片(照片上是一个人弯腰推着自行车,车上载着一袋沉重的废煤),但勃兰特坚决否认这张照片所传达的社会或政治思想。他后来曾表示,“我只是心血来潮地拍了这些照片,因为30年代的社会反差让我很震惊。我从来没打算为了政治宣传而拍照”。

布拉塞于1933年出版的《巴黎之夜》(Paris de nuit)让勃兰特深受启发,于是他在1938年发表了作品《伦敦之夜》(A Night inLondon)。一年之后,因为迷恋拍摄夜景时“不会引起他人注意,可以捕捉每个瞬间”的感觉,他竟然不顾宵禁命令,走上了伦敦大街拍摄。6次年他受雇于英国信息部,负责拍摄伦敦人在地铁站和其他地下避难所躲避闪电战的场景。在战争即将结束时,勃兰特开始改变作品风格,重返自己早年在欧洲大陆时主张的诗意派摄影风格。这一时期他观看了奥森·威尔斯(Orson Welles)的电影《公民凯恩》(CitizenKane,1941),并因此深受影响。71944年,他购买了一台二手的柯达Angle相机,其110°的固定镜头产生了“一种不现实的陡峭视角”。8他用这款相机拍摄了一系列扭曲了大小和比例,且充满爱丽丝漫游记风格的人体摄影作品。而像《警察的女儿,汉普斯特德》(ThePoliceman’s Daughter,Hampstead,1945)这种以维多利亚室内装饰为背景的裸体模特照片,则同时反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,带有扭曲的情色意味。他的这类照片在1961年《人体摄影视角》(Perspectiveof Nudes,1961)出版之后,才被世人所了解。查普曼·莫蒂默(Chapman Mortimer)在该书的引言中强调,勃兰特的摄影艺术并非折射现实的镜子,而是“窥探”童话世界的镜子。

勃兰特在自己第三本书《伦敦摄影》(Camera in London,1948)的引言中表示,他在寻找一种能让自己的作品主题呈现“既熟悉又陌生”之感的创作环境。10据勃兰特自己称,他对纪实摄影失去兴趣,部分原因是由于30年代的战争所创造的强烈社会反差让他深深为之着迷。但勃兰特在50年代初放弃社会纪实摄影其实更可能是因为:他的第二任妻子马乔里·贝克特(Marjorie Beckett)—时任《图画邮报》时尚编辑—与另一名编辑,也就是勃兰特的好友及热心支持者汤姆·霍普金森(Tom Hopkinson)一起从《图画邮报》辞职,以抗议该报撤掉关于朝鲜战争的照片。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,他出版了令他稳居艺术家宝座的书籍—《文艺英国》(LiteraryBritain,1951)、《人体摄影视角》(1961年)和《光影》(Shadowof Light,1966)。当时的《摄影》(Photography,1952—1962)杂志编辑诺曼·哈尔(Norman Hall)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。如果没有哈尔的帮助,勃兰特“就可能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”。

勃兰特在摄影界的成功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友人。从他认识莉娜·班扎斯基开始,他生命中就一直有两个女人相伴左右。从勃兰特的三人组合(最初是与伊娃、莉娜,之后是与伊娃、马乔里),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,他在1977—1980年拍摄的施虐受虐狂式的裸模,以及他曾经光顾某些妓女模特的生意等种种迹象不难推断,勃兰特是一个通过摄影寻找宣泄出口的性压抑者。这是勃兰特传记作者保罗·德兰尼(Paul Delany)的结论,他认为《警察的女儿》与斯温伯恩(Swinburne)未发表的同名色情小说之间存在关联。无论他究竟有什么性嗜好或性幻想,勃兰特这一生显然都逃不过与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。1948年,伊娃和勃兰特离婚时,勃兰特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都很依赖贝克特,但却在同居了30多年之后才娶了她。1971年贝克特因癌症去世后,他几乎立刻就向其妹妹求婚—但被小姨子断然拒绝了。次年,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苏联离异女性诺亚·柯诺特(Noya Kernot),立刻与之坠入爱河。他们在1972年12月结婚时,伊娃找上门来,之后两个女人就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,成天争执究竟谁才是勃兰特的真爱。

勃兰特声称摄影没有章法可循,他的意思是指摄影师有权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想象。在战后,他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摄影界的否定,因为当时摄影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认为,提升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单一的审美实践。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强调纪实性,那时他口头上承认了摄影界的这种正统思想;后来的作品则强调艺术感,他也就坦言自己是名艺术家,不是记者。勃兰特在私生活和事业上的借口,有可能源于他无法承受的“烦扰”。但我们要注意,他拒绝被称为20世纪中期典型欧洲知识分子,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标签总透露着一股神经质。勃兰特认为,“过度的自我审查或自我意识”可能会抑制自己的美学动力。15他坚信摄影师“必须保持孩童首次感知世界,或者旅人进入陌生国度时的好奇心”。从他这番话的心理分析中就可以看出,他不可能是个久坐于沙发上的宅男。

本文来源自中国摄影出版社

《伟大摄影师》

[ 英 ] 朱丽叶·哈金 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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